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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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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源流极其得失,并探究其历史贡献。在写作中,笔者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探讨主要基于一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视域,认为任何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探讨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现代文学这一宏观的视域,离开了这一宏观的视域,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思想革命与艺术实验,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贡献。
  关键词:现代派;先锋小说;马原;余华
  
  一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背景溯源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其中的先锋小说流派以崭新的艺术魅力震撼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读者。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诗歌和小说领域中的探索。先锋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前所未有的魅力景观,并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所谓先锋小说,首先就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最初是在西方出现的。法国的先锋派、荒诞派剧作家欧仁•尤奈斯库是这样谈论先锋派的:“先锋派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的现象……它应当是一种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这就是说,只有在先锋派取得成功以后,只有在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人跟随以后,只有在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学派、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文化风格并且能征服一个时代的时候,先锋派才有可能事后被承认。”①在西方世界,“先锋派”其原义主要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的“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所谓的“先锋派”和现代主义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和现代主义文学一样,“先锋派”的文学主要倾向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畸形的异化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等等现代性意识。
  而在艺术手法上,“先锋派”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并采用一切新颖的违反传统创作手法的奇特方式,坚持艺术的自律性高于一切外在因素之上的宗旨,且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在作品中往往有注重发掘人物内心世界、细腻描绘神秘梦境世界的情形,技巧上则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等一系列现代派手法,以达到需要表达的目的。这种登峰造极的思想和形式实验在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马尔克斯等现代主义大师那里有着惊人而卓越的体现。这些大师的作品对中国的先锋派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理解这些西方大师的先锋派文学创作,就无法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这就像残雪在《什么是“新实验”文学》中承认的那样:“我们的写作是有师承的这是努力学习西方经典文学结出的奇异果实,甚至是中国新文学的一次突围,一次对西方的成功超越。”
  接下来,笔者将结合西方先锋派大师的作品细致探讨中国当代著名先锋小说家的作品内涵、艺术手法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笔者认为,任何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探讨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现代文学这一宏观的视域,离开了这一宏观的视域,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思想革命与艺术实验,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贡献。
  
  二 西方现代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
  
  1.以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作家
  在对中国当代小说家影响很大的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中,尤其以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创作实验为最。原因在于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文学创作的现实土壤和精神需要。例如卡夫卡的创作,在敏锐地预言了欧洲残酷的异化现实的同时(这种对人的异化感也正是中国自“文革”以来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感受),其奇特而极富创造性的艺术手法也深契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之心。
  作为拉美小说家代言人的马尔克斯,其独特的民族感与艺术创作则为中国当代作家寻求民族认同意识所认同。因此马尔克斯的融合现代派创作手法和拉美民族传统的奇异作品在中国掀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寻根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80年代中期,卡夫卡的主要作品进入了广大的中国人视野。卡夫卡小说里的一系列现代思想与手法的运用,对中国当代先锋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一种近乎平静却残酷的手法写了一个小职工变成甲虫最后惨遭死亡的故事,其冷静的艺术笔调和残酷的思想内容构成了惊人的张力和感染力。《乡村医生》则透露出一种阴森诡谲的味道,象征了现代人及现代世界的异化与流浪感。《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以饥饿为一种艺术,这位艺术家最后因饥饿而死,得到的却是冷漠和旁观者的嘲笑,艺术家和大众的对比震撼人心。还有《城堡》中的K、《诉讼》中的银行职员等,都令人眼睛一亮。
  荣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先锋作家也有很大的影响。1985年以后,不少中国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学习拉美文学,创作了一些直接受惠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所谓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其本质是欧洲文学与拉美神秘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奇特的表现形式、史诗般的写法、严肃的写实精神和辛辣的讽刺手法,一开始就深深影响着拉丁美洲西班牙语文学的发展方向,滋养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此后,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他的长篇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序言中指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色是:“神奇乃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现实(神奇现实)的发现都是在一种精神状态达到极点和激奋的情况下才被强烈地感觉到的!”而阿根廷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徒生•因贝特则指出:“在魔幻现实主义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
  这种介于魔幻和现实之间文学创作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马尔克斯于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部小说以虚构的小镇马孔多以及居住在马孔多的布恩迪亚一家100年间的变迁,反映哥伦比亚的历史。其中充满离奇怪诞的故事情节和奇特的人物形象,带有浓烈的魔幻色彩和神话意味。
  马尔克斯的这种奇特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实验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示着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在西方现代派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来。这样一种思想和艺术路线直接启迪了中国“寻根”思潮的产生,直至现在,仍然对当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另外如心理分析、意识流、叙事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西方现代派都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创作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卡尔维诺、乔伊斯等等大师,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着重论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先锋创作。
  2.中国当代著名先锋小说试评
  和传统小说讲究故事的完整性、结构的统一性和所指的清晰性不同,先锋小说主要是一种能指游戏,在先锋小说的创作实验中,有各种可以想象的故事空间,各种开放和零散的多元结构以及丰富多彩的多元叙述方式。
中国的先锋小说起源于马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是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性因素置于比情节因素更重要的地位之上的当代作家。他广泛地采取了一种“元叙事”式的艺术手法,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对马原来说,“讲故事”这一短语的重音并非“故事”,而是落在“讲”上。也就是说,是叙述行为,而非叙述的事件才是马原关注的重点所在。因此在马原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博尔赫斯式的“叙述圈套”②。
  马原的意义在于在中国小说史上开了讲述“可能有的故事”的先河。自马原开始,中国文学及时补上了形式主义的必要功课,个人的艺术经验得到了加强,小说开始转向了内在艺术秩序的建筑。在马原以及其后继者的叙事革命中,他们不仅致力于瓦解经典现实主义的“似真亦幻”,更创造了一种对现实的新的理解。
  例如马原和后来的洪峰等人的小说创作,在语言的操作上似乎在设置一层又一层的叙述圈套,构成一组又一组二元对立关系。这些圈套和关系相互消解,进而颠覆了本文的深层结构。马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
  《冈底斯的诱惑》中的元叙事手法值得我们关注,比如在小说的第四节中,第一级的叙事者“我”则直接跳出来,向读者表明这里讲述的故事不是爱情故事,这样一种“元叙事”的写作手法造成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距离,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陌生化效果。
  在小说的第十五节,这个“我”又跳出来与读者讨论小说的结构、线索以及所谓的情节发展问题,这样的写作手法从根本上质疑了传统小说结构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另外,小说的结构也不是一个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而是由几个片段的故事连接而成的故事群,同时全书的叙述者也是由多级人称组合而成的多元结构。这样一种先锋式的对小说形式的革新对后来的先锋派作家影响甚大。
  中国另外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先锋派作家是余华。余华初登文坛的代表作是1986年发表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作品以极其成熟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作者的写作基调。接下来,余华又以实验性极强的一系列作品震动了文坛,被公认为是中国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对于自己的写作理论,余华是这么总结的:“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事实,而只有人的精神是真实的。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尤其是时间的顺序发生了变化。”③另外,余华对其所使用的不确定的语言有如下说法,他认为,确定的日常语言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语言,是被大众化语言所遮蔽的虚伪的语言,不再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只有不确定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表达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而这本来就是和世界的多变性与复杂性相吻合的。为了求得语言的真实性,作家的语言就应该突破常规,并努力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层面,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绝对真实的语言。为了求得最大限度的真实,余华喜欢“寻找一种无我的叙述方式”,“尽可能回避直接的叙述,让阴沉的天空来展示阳光”④。余华在叙述中喜欢设置一个第三者,他认为,正是这个第三叙述者的存在可以为观察世界获得一个独特的视角。例如在《现实一种》中,余华设计了一个极端冷漠的叙述者视角,将这个故事的残忍性和人的兽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这个叙述视角就像一部灵活的摄像机在不断的变换视角,将各个血淋淋的场面通过蒙太奇式的手法串联、相接在一起,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艺术效果。在读余华的这部小说时,我们可以把他看做是卡夫卡式的一个寓言和象征。例如《现实一种》中的暴力似乎隐喻着人类历史上暴力和文明的斗争,从这里,我们很明显地能读出卡夫卡寓言般的艺术构思。
  对此,余华曾坦言,他的创作受到卡夫卡很大的影响。例如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读来就和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乡村医生》中,现实的描写与非现实的描写,合理的描写与荒诞的描写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造成一种神秘而荒诞的气氛,一个极其矛盾的戏剧场景。乡村医生半夜接到急诊铃声去出诊,却被莫名其妙地留在病人之处,当他仓皇逃回家时,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只好在冰天雪地里游荡,而他的婢女,则被其马夫奸污了。全文读下来,透露出一种阴森诡谲的味道,象征了现代人及现代世界的异化与流浪感。而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出门是为了长见识,“我”在路上遇到许多人,但他们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而在“我”搭乘上车后,“我”逐渐开始有了一些现实感,但是这种现实感带给“我”的却正是世界的荒诞感。抢司机苹果的人竟然包括司机本人,而“我”这个为苹果而战的人竟然也被司机抢了。这种荒诞感在卡夫卡的《城堡》中亦有深刻的体现。这两部小说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现实与虚幻、正常与荒诞的似真亦幻的世界。
  另外,格非、莫言、残雪、孙甘露等人均是中国当代文坛著名的先锋派作家。在他们的写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巨大影响。例如格非,有人就称他为“博尔赫斯的中国学生”。和博尔赫斯的叙事迷宫一样,格非在《褐色鸟群》中也营造了一个有趣的语言迷宫。但是又不同于博尔赫斯纯粹迷宫式的建立,在格非或者马原的创作中,除了博尔赫斯的纯粹幻想世界的迷恋之外,多了东方式的文化现象。例如马原所受到的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和孙甘露基于现代汉语的诗性探索。
  
  三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之影响及未来发展
  
  综观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的艺术实践,可以看出先锋小说家在写作中总是尽情保持一种探索的姿态。在受到如心理分析、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叙事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之外,曾想努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民族文化道路。格非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它给我带来了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并给我从现实及记忆中获得的某种难以言传的经验提供了还原的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先锋小说使得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写作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意识形态化的统一的文学图像,使文学写作从集体的共名状态转向个人的无名状态。
  另外,先锋小说家对语言的探索有一种强烈而执著的热情,他们破坏性地瓦解过去旧有的语言结构,在一片语言的废弃瓦砾中重新构思新的语言诗篇。这种“解构”与“建构”的语言实验对90年代以后的语言探索必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样一种“一往无前”的先锋态度肯定不能持久。因此到90年代初,很多作家就舍弃了这么一种“先锋”式的探索态度。或走向媚俗,或与商业文化结盟,或采取了一种较易接受的叙述风格。如北村、余华等人已先后告别了形式上的极端主义,走向一种更关注现实存在的历史写作。格非也写出了《欲望的旗帜》这样反映当下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蜕变,但我们相信,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探索,不可能因此而停止。我们有理由相信,先锋精神一经出现,就不会轻易消失。只有将真正的先锋精神和中国深邃的人文传统结合起来才能既在思想的表达上创造出一个全新而伟大的文学天地,又能在艺术手法上作出更丰富多样的探索,将此二者完美的结合起来则是中国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与希望。也只有走这样一条先锋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文学道路,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经典文学作品,也才能为世界奉献出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大师。
  
  注释:
  ①转引自《法国作家论文学》,李化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68页。
  ②该观点系吴亮提出,见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③④余华:《虚伪的作品》,《余华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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